什么是所得税水平

　　所得税的税负水平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处于建设初期，整个市场环境和市场主体都不够成熟。从近几年的投资情况看，由于消费不旺，投资收益的预期下降，使得社会投资裹足不前，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投资，启动消费。但积极的财政政策加上国企改革、社会保障改革等众多改革举措的推进，使得政府对财政收入有很强烈的要求。但从财政收入的现状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值即财政的宏观负担水平仅为13％左右，财政收入的需要与现实之间存在着较大缺口。因此，从财政收入的角度看，有必要继续扩大收入规模，尽快提高税收占GDP的比重。所得税作为公认比较有收入潜力的税种，理当发挥积极作用。

　　从调节职能的角度看，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期，市场正从无序走向有序，“看不见的手”还未能完全发挥作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等都需要政府积极参与，主动进行宏观调控。而目前的所得税由于收入规模小，调节力度有限。所以，有必要提高我国所得税的宏观税负水平，积极发挥所得税的调节职能。

　　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直采取减税政策，减税已经成为其税收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本人认为，我国提高宏观税负与发达国家的减税并不矛盾。考察一国的税收负担状况和税收政策内涵，必须结合其客观的经济环境。发达国家基本上属于成熟的市场经济，其市场环境和市场主体都已经趋于成熟，所以政府在整个市场环境中并不处于主导地位。这一点与我国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减税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可以有效地刺激总供给和总需求。从税制模式上看，其主体税种多为所得税等直接税，减税的效应直接、有力。而我国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税种的发展 家，减税的效果与前者差异很大。因此，减税对于发达国家，正如增加宏观税负对于我国一样，都属于尊重客观经济环境所做出的现实选择。

　　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看，逐步提高所得税的宏观税负水平也是符合历史和发展规律的。发达国家在所得税的发展过程中，也是经历了类似的历程。

　　当然，所得税负担的增加也必须合理。从理论上分析，政府收入规模如果过于膨胀，可能会形成“财政拖累”，适得其反。政府的调节也要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必须尊重市场基本的配置作用。就纳税人而言，如果微观税负过重，势必扭曲纳税人的各类选择，此时所得税所产生的很可能是负面效应。另外，对于各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的分配也应做到合理。因此，必须合理确定我国所得税的税收负担水平。

　　本人认为，确定我国所得税的负担水平，还是要坚持公平和效率的原则，实现两者兼顾。就确定宏观税负而言，更多地强调效率；微观税负则更多地考虑公平。有关公平和效率，国内外学者已经有了诸多精辟论述，这里主要沿袭其基本理论进行分析。

　　从国际比较的情况看，我国总体的名义微观税负情况与同类国家大体持平。但是，由于税制设计、税收征管等多方面的原因，现阶段的微观税负不公问题无论是从横向还是从纵向比较，都较为突出。本人认为，在现阶段，必须坚持负担能力的原则，首先坚持横向公平，在此基础上实现纵向公平。因为根据理论分析，横向公平是基础，其实现也相对要比后者容易一些。就税种情况而言，应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给予各类企业以平等的税收环境。个人所得税应尽快由分类制模式向综合制转化，通过扩大税基、规范扣除项目、调整税率、提高征管水平等，使得纳税人的实际税负与其负担能力相对应。

　　效率的含义是多重的。对于一个成熟的市场而言，尽量不干预、少干预，保持税收中性，符合效率原则。但对于一个发育中的市场而言，保持中性未必就是有效率的。因此，我国这样一个发展 家应逐步提高宏观税负，尤其是所得税的宏观税负水平，适度扩张财政收入规模，强化所得税的调节职能，积极利用税收政策干预市场。

　　从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看，要实现两者兼顾。过度公平会走向平均主义，妨碍效率，影响经济发展；过度追求效率会影响社会安定，最终也会不利于经济发展。公平和效率的取舍取决于客观经济环境。在现阶段，总体上可以适当强调效率优先，待市场发育基本成熟、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后，就应过渡为公平优先。

　　本人认为，从近中期看，我国所得税的宏观税负水平应逐步提高至6％，其中，个人所得税的宏观税负水平应逐步提高至2％，与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的税负水平相当。从长期看，这两个比重应进一步提高至10％和8％，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发挥所得税的财政收入职能和各项调节作用。对所得税的微观税负水平，可以根据周边国家动向进行微调。

所得税，是指对所有以所得额为课税对象的总称，又称所得课税、收益税，指国家对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经济组织在一定时期内的各种所得征收的一类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