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年薪相当一个州一年的税收，宋朝“增俸”真的能“养廉”吗？

宋朝的官制大体延用唐制，只不过宰相一职不再由三省长官来轮流担任。中央另立了一职，名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且增设参知政事作为副宰相来进行辅佐，而这两职位合称“宰执”。虽为宰相，但也只具有行政职权。而具有军事大权的则为枢密院。此外还有盐铁、户部、度支三司，掌管财政，号称计省。由此，三权分庭制约，削弱了相权，巩固了皇权。在三权之外，还在御史台这个监管机构之外再设谏院和置谏官。宋朝的中央官制大致便是如此。

宋朝的中央官制
除了中央官制还应当再看看当时的社会面貌与百姓的生活。
宋朝作为 古代一个中段时期，经历了秦汉唐三个大一统王朝的宋朝也自有它本身的优势所在。在经济方面，宋朝的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都有显著的发展。并且其航海业和造船业都发展极快，这对于海外贸易帮助极大，也建立了与南太平洋、中东、亚非各个国家地区的贸易。商业贸易的发达，促使了经济的空前繁荣。在农业方面，大修水利、注重农具改善，农田亩产量和总产量较之前的唐朝，都是成倍收获。尽管如此，宋朝所收的税大部分依旧都来自商业方面。
宋朝除了在经济方面发展显著，在学术方面的儒学复兴使传统的经学进入了“宋学”的新阶段，并且产生了理学。宋朝的经济和学术文化方面也同时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正因为宋朝的经济迅速发展，官员的地位与也随之水涨船高，宋太祖在开宝年间就宣称“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以益俸”并且他还表示，“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官员中的范仲淹也提出“养贤之方，必先厚禄，禄厚然后可以责廉隅”，“使其衣食得足，……然后可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废可诛”。王安石在变法的时候也提倡如此。在宋朝时，朝堂之上一片“ ”的呼声。

下的官员生活
此外，宋时还额外设立了监察机构，不论是御史台，还是中央分配到其它地方的行御史台。监察机构的设立展现了宋朝对廉政建设的态度。
当时的中央，不论皇帝还是朝臣，都认为正因为在宋之前的王朝对于官吏的薪俸不多，于是相当部分官员，便想着依靠自己的官职手段来进行盘剥百姓，私拿应当分发给百姓的一些粮食和钱财来使自身富有，导致贪官污吏数量众多。宋朝中央引以为戒，加之百姓生活富足，经济比较发达，于是选择以提高官员的薪俸来增进对廉政的建设。
“增俸养廉”之制的形成在当时是顺理成章的。它的初衷也是为了避免政治腐败。
“增俸养廉”制度一开始由好几位宋朝皇帝提出，并且也受到当时的朝臣赞同，毕竟官员的高薪直接关系到自身。
但是所谓的增俸养廉的制度，并不是意味着全国上下所有的官吏待遇都一样的优厚。朝廷对官员与吏员的俸禄差距较大。

中央的高官会得到更多的福利。众所周知的大清官包拯，有数据统计，一年的收入相当于当时一个州一年的财政税收，这不得不承认是一笔十分巨大的薪资。包拯尚且如此，其他高官的薪资恐怕只多不少。加上宋朝沿袭唐朝科举制，朝廷内部十分重视文官。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依靠武官夺得皇位，为了稳固朝政，避免出现武官篡位谋逆状况，更加注重对文官的培养。而这种对文官的推崇，也就体现在朝廷极为重视科举选拔上的文人，甚至连地方的一个小小县令，其上任前也会得到皇帝的亲自面谈。对于中央文人高官的厚薪也就显得顺理成章。
但是国家财政，所受税收不过固定数量，在给予中央官员过高薪资之后，就不得不对地方官吏进行压榨。地方的官吏往往收入极低，连中央的官员千分之一都有些勉强，最高职位的节度使与最低的内侍郢之间的差距一度拉到了万比一的局面。具体而言，高薪者官员都在五品以上，而五品以下者，薪资不高，偏低。但是五品以下官员却是达到所有官员数量的百分之八十。因此实际上，绝大部分官员的薪资根本没有达到所谓的高薪。于是地方官员少有人愿意任职，甚至有些州的地方长官无人愿意任职，曾空置两三年。
小官小吏数量众多，但是其俸禄却少得很。也是由于中央“三冗”现象（冗官、冗兵、冗费）严重，造成了底层官员生活压力较大，这就容易滋生底部人员的腐败与不良之风。宋时已经出现了“常例钱”（半公开化的礼金），地方官吏会公然收受他人给的贿赂，对一些地方赈灾和军需物资也时有贪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