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找上市企业会计信息披露的费用

一、反信息欺诈：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的收益定价
尽管会计信息来源于企业组织，但单纯的企业组织理论已难以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结构作出满意的解释。企业组织与公众信息需求是决定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结构的两大基本因素。一方面，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披露是企业按照一定要求，采用一定形式的对外会计报告，可见，上市公司信息来源于企业资产配置所引起的会计信息。显然，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首先便取决于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然而，正是在这一环节上，公众作为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使用者或需求者处于委托人的地位，或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弱势地位；从而，信息需求方难以控制具有代理人行为特征的上市公司的信息制造过程，无法决定上市公司的信息制造质量。按现代委托理论，受利益驱动，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委托人将面临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因此，要保障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决策有用原则的实现，离不开对委托人“道德风险”形成有效防范的约束机制。
另一方面，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也没有体现会计信息披露诚实信用的收益性。实际上，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既是一种制度要求，更是一种道德要求。这意味着在规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是一种行为基本准则，不过是获得正常利润的“入场券”而已。但是，诚信的“基准化”在现实世界中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构想。由于现实中存在大量的道德“失范”或“败德”的行为，从而诚信的收益就只能被体现在非诚信的负收益上，即诚信的“逆向定价”上。换言之，诚实信用的信息披露的边际收益等于信息欺诈的成本支出。而信息欺诈成本又是由社会反欺诈的力度决定的。由此可见，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披露机制的微观基础在于“反信息欺诈”机制的建设。
总之，实现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监督工具到决策有用的转变，建立一个决策有用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机制，不能单纯依靠财务会计信息结构的调整，还必须强化反信息欺诈的机制建设。反信息欺诈是维护社会经济信息供给行为基本标准的微观基础，是对信息制造者信息供给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一种制度设计。
二、会计信息披露诚信行为的逆向定价：信息欺诈成本
传统的信息披露制度的基本特征，在于信息披露主体的行为除了受上市公司制度、规范和惯例等制度性因素制约外，信息披露的时机、规模与质量主要是受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这种约束结构意味着，信息供给者的行为对信息披露制度的吻合程度，主要由其道德水平决定。信息披露主体一旦出现“败德”问题，信息披露的失范将是不可避免。而在信息披露失范的情况下，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不仅无法起到决策有用的功能，甚至也不可能具有监督功能。
在诚信逆向定价的模式中，信息欺诈成本的上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涉及到三大主体，即信息披露的管理当局，信息制造者与信息使用者。因而，会计信息欺诈的边际成本实际上是由这三大因素决定的。具体来说：
1、信息管理当局对信息欺诈的惩罚力度是决定信息欺诈成本的直接因素之一。它构成“管理惩罚成本”，用C1表示。
2、如果市场能够给信息欺诈者回报以巨额损失，就形成了信息欺诈的“市场惩罚成本”，用C2表示。
3、只有在信息欺诈必须支付“违约惩罚成本”的市场环境下，才能对信息欺诈行为产生制约作用。违约惩罚成本则可表示为C3。那么，信息制造者的信息欺诈总成本是管理惩罚成本，市场惩罚成本与违约惩罚成本三者的总和，用C表示，而用R表示诚信收益。因此，
C＝C1＋C2＋C3（1）R＝－（C1＋C2＋C3）（2）因此，诚信的逆向定价模型可以简化为R＝－C（3）
（3）式清楚的表明，在理想的市场经济体制下，R＝0。而在现实条件下，R转化为R，并取得了间接或虚拟的收益形式。换言之，诚信的信息披露行为，其机会收益表现为信息欺诈的实际成本支出。因此，要提高R，就是要最大限度的提高C，即使信息欺诈成本趋向于极大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财务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信息披露诚信机制的建立，关键在于提高对信息欺诈的惩罚力度，在于反信息欺诈制度的建设。
三、会计信息披露诚信机制的强化：反信息欺诈机制
上面的分析已说明，通过提高管理惩罚成本、市场惩罚成本以及违约惩罚成本，对于建立与完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前面所说的C3，在会计信息披露诚信机制建设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首先，信息使用者对信息披露违约行为惩罚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对于控制信息欺诈具有及时高效的作用。
其次，建立违约惩罚制度，强化委托人信息监督机制，提高投资人的信息披露的干预能力是强化反信息欺诈机制的常规性动力。
最后，投资者行使正当权利，提高违约惩罚成本，是促进建立和完善反信息欺诈机制的强制性推动力。
由此可见，上市公司财务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效率改进，不仅依靠于全社会信息意识的形成，以及社会道德体系的完善，更重要的在于建立健全强有力的社会反信息欺诈机制，同时这也是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诚信机制形成完善的动力，是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