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结构性减税

12月14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宣布：财政政策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

　　在当下普通民众税赋痛苦指数普遍感觉偏高的情况下，结构性减税政策引起各方关注。

　　有评论说，既然是结构性减税，就是牵一发动全身的系统性大动作，即如谢旭人部长所言的一揽子税改计划。不过，民众所关心的可能没有那么宏观，他们所期待的是现实生活的改观：收入增加一些，物价便宜一些，税费少交一些，看病上学少花一些，等等。

税负痛苦吗?

　　“2010年的 财政预算内税收相当于同年4.3亿倍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14亿倍 农民的人均纯收入。”

　　今年9月，或许就连美国《福布斯》自己也未曾料想，该杂志 2009年的一则“旧闻”——“ 税负痛苦指数世界第二，仅次于法国”，竟再次引发国内舆论的广泛争议。

　　关于税负问题的敏感与矛盾可见一斑。

　　官方很快予以回应，财政部有关人士认为，福布斯所提的税负痛苦指数在反映税负高低问题上存在缺陷。该负责人同时表示，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口径，2009年的宏观税负为25.3%，低于当年世界各国36.4%的平均水平。从而得出结论， 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并不高。

　　这个结论似乎并没有为大众所接受。而且，财政收入结构的复杂，也让统计变得繁难，即使是来自官方的统计，也会因为统计口径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版本。

　　早在2010年《福布斯》发布的榜单刚出炉的时候，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即刊长文对“ 税负痛苦指数世界第二”的说法予以驳斥。他在文中指出，按照 现行各类预算管理制度规定，并以2009年数据测算， 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7.5%;加上政府性收费和基金等非税收入，宏观税负约为30%(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占4.2%，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占3.8%)。

　　而根据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的匡算， 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在34%左右，高于发展 家适度税负率18%～25%的范围。

　　周天勇曾专门研究财税体制改革，他所指的政府实际全部收入，除公共财政收入之外，还包括收费、罚没、土地出让金、探矿权和矿产开采权拍卖和出让、社保费、国有企业上交利润、彩票发行等等方面。

　　“所有这些全部算上，占GDP的比重或达34%～35%，这个比例负担确实太重了。”周天勇对《 经济周刊》说。

　　事实上，在 ，除了两个法定的征税部门——税务局和海关，工商、环保、质监、公安、海事、城管等众多部门也都有各自的形形色色的行政性收费名目，这部分的支出不仅名目繁多，而且负担沉重。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根据最近的统计测算了一下，“ 今年的预算内和预算外财政税收全部加在一起，大概是GDP的35%。”

　　民间的测算与官方的数据相差甚大。

　　肖捷在前述所撰文章中解释，有的研究机构和学者根据相关数据分别测算或估算 目前宏观税负水平比30%要略高一些。其中可能存在数据转换口径的差别，或者没有完全剔除关联数据之间的重复计算因素。

　　高培勇倾向于用较宽的口径与国际作比较，得出的结论是：目前， 的宏观税负水平虽不算低，但绝不是世界最高的，低于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

　　仅从统计上看， 真实的税负水平究竟是多少，税负水平究竟有多重，成为了“罗生门”，民间与官方之间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争论从未曾停止。

　　然而，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在过去的那些年， 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高于GDP、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的增长。这个趋势必然使国民收入的分配越来越向政府倾斜。

　　“自 1994年之后，在税收收入增长持续快于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宏观税负水平肯定会呈现逐年提高的景象。这是必须承认的基本事实。”高培勇说。

　　根据陈志武提供的数据，仅以预算内财政税收算，1995年的时候， 的财政税收相当于GDP的11%，而到了2010年，则已经相当于GDP的21%。在过去15年里， 的税负越来越高，相对的财政税收负担几乎翻了一倍。

　　他作了一个换算：2010年的 财政预算内税收相当于同年4.3亿倍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14亿倍 农民的人均收入。

　　这一换算相当直观地反映了人们的税负感。如果此时，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没有随着税收的增长而相应提高，后果可想而知。( 经济周刊 郭芳)